难忘普林斯顿
“我认为我全职回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普林斯顿大学是施一公事业开始和成长的地方。
1997年4月，尚未完成博士后研究的施一公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系聘
为助理教授。1998年2月，刚到大学任职，他就拥有了200平方米的实验室和近50
万美元的启动经费。
他选择癌症为主攻方向，并以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为主攻目标，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想从根源上了解它们，揭示其分子机理。“这是我的特长所
在。”施一公说。而他动用的主要手段就是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以获得关键
蛋白质的原子水平的结构。“我们看到癌症抑制因子和致癌因子的一些空间结构，
看到它们的相互作用，并以此作为治疗和防治癌症的突破性手段。”
研究突飞猛进。2001年，他获终身教授职位；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成为普
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因在细胞凋亡等领域的杰出工
作，2003年，施一公被国际蛋白质学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他是该奖项
设立以来的第一位华裔学者。2005年，施一公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2007
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从2000年开始，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杜克大学、
麻省理工学院和密歇根大学等十多所大学开始“挖”他。“2004年，哈佛大学和
密歇根大学给了我很好的职位，对研究很有帮助，我也曾想过离开普林斯顿。”
为留住他，普林斯顿大学开出了慷慨的续聘条件：大幅度涨工资、资助个人购房、
提供占据一个楼层的500平方米的实验室……
谈起普林斯顿，施一公情深意长：“普林斯顿是美国最适合作研究的地方，
从各方面讲条件都非常好，爱因斯坦在这里待了22年……我不去哈佛的另一半原
因是：我看到的哈佛医学院感觉像是北京的王府井，拥挤嘈杂；普林斯顿大学则
更像咱们中国人心中的学术殿堂：美丽如画的校园，每幢楼都很漂亮，校区内有
一个卡耐基湖，夏天划船，冬天滑冰，一条专门用于慢跑和骑自行车的小路沿着
湖边，绵延几十公里……”
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比美国的建国史还长。独立战争期间，学校的行政大楼
“纳索堂”一度成为美国的临时议院。
然而，当清华大学呼唤时，他却毅然放下这一切。普林斯顿大学十分不舍，
征询他意见：能否以停薪留职的方法回清华工作两年后再返回普林斯顿？他非常
感谢学校给的机会，但在给普林斯顿大学校长的信中，他说：希望你们支持我，
我认为我全职回中国，对普林斯顿和清华的贡献比我全职在普林斯顿更大。
得失成败
“我觉得，从政策制定到各方面，国家应该充分考虑到回国人员的艰辛，予
以充分支持，这样做不是为我自己，而是为清华、为国家、为将来。有一种观点
认为：十年前我是在更艰苦的条件下回来的，现在条件这么好，为什么还要提条
件？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时间、环境不同，国家、社会、经济状况都已得到发展。
国家各层次的领导和群众都应该认识到：这些人确实是放弃了国外许多优厚的条
件，应该尽量为他们创造出优越的条件吸引他们回来。”
2006年5月，施一公回国参加国内四年一度的生物物理年会，5月25日，清华
大学党委书记陈希找到他说：清华现在急需人才，能否全职回来工作？他说，需
要与妻子商量。
当天晚上，施一公给妻子打电话，妻子说：“这个机会挺好的，你不一直想
回国吗？你应该好好把握。”他非常高兴：“没想到她会这么支持我。”第二天，
他就跟陈希说：“我答应全职回国，但需要一个过渡期。”
然而，他随后才发现，在回国的问题上自己和妻子有一个误会：妻子支持他
回国工作，但没想到他还要把家全部搬回去！为此，他们讨论了近一年的时间。
施一公的妻子也是清华大学生物系的本科生、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博士，目
前在美国强生公司工作。她的担心实实在在：在普林斯顿，他们有一套500多平
方米的别墅，近一英亩的草坪花园，一对双胞胎儿女才4岁多，在美国有更好的
学习生活条件……
“我回来后，妻子和孩子也会回来。说实在的，我觉得他们在自然环境和物
质条件上是有损失的，对妻子来讲则是完全地付出。但我对孩子的教育也有一些
自己的想法。”施一公说，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孩子有一个身份认同问题，他希望
自己的孩子能在中国接受早期教育，有一种民族认同感，在他看来，“这太重要
了!等他们上了中学、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后，如果愿意出去学习，我也会送他们
出去，让他们自己做选择。
回国前，一位最好的朋友对他说：“一公，你现在豪情万丈，回去后肯定不
到两年，就会被国内的大染缸染得看不见颜色了。”他对记者说：“我很自信我
不会改，我的意志很坚定，我改变不了几十年形成的人品和做事方式，两年后不
会改，20年后也不会改。如果改了，我会觉得很悲哀！我会问自己：回来干什
么？”
清华大学为施一公提供了稳定的支持。2006年10月，他开始在清华建实验室。
2007年3月，实验室开始作第一个实验。
显然，这里的研究条件毕竟不如普林斯顿，但施一公相信自己的研究水平不
会受影响，“因为科学是人作出来的”。
他强调开始时会有一个适应过渡阶段，比如在普林斯顿，因为空气质量好，
作实验时很少会出现被污染的情况，但他们去年在清华作实验时，培养的细菌经
常被空气中的噬菌体杀死。因此，他们有个规定：所有实验室的窗户必须关闭，
无论天气多好都不能打开……“总之，作一些调整，环境是可以适应的。当然，
我们需要足够的经费，生命科学需要较大的投资。”
回来全职工作还不到一个月，就有传言：施一公已经学会敬酒了！他说：
“这句话不对，我在出国前就会敬酒了，这有什么关系呢？我有自己做事的原则，
我不会做有违原则的事。我不会与这个体制格格不入，能接受的东西我会接受，
不能接受的东西我不会做。”
想到过失败和挫折吗？施一公表示：“说心里话，回来之前我没有想很多，
比如，遇到困难怎么办？得不到理解、能力得不到发挥、申请不到经费怎么办？
遇到这些情况我也没办法，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怎么办的问题，遇到问题就解决吧。
很难想象一个人会花几天的工夫想遇到问题怎么办，我觉得不需要。”
“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自古以来，没有一个世界强国不是以教育科学技术领先的。而中国现在的
教育和科技都不是领先的，中国真正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一个泱泱大国的作用，全
方位进入世界舞台，一定会加强教育和科技，要加强教育和科技，一定会有相应
的措施出台。”
施一公认为，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
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他说自己属于第二
类：“当初我选择专业方向、决定做什么事情是根据社会的需要。”
他说：“我在博士后时就有回国的想法，当时妻子担心我回国后不受重用怎
么办，我说没关系，至少我可以回中学当英文和数学老师、或者是开出租车。朋
友讲，当中学老师不是浪费时间吗？我说，不然，人活着既不在位置有多高，甚
至也不在于作出多大的物质贡献，贵在有精神思想，孔子不就是传播一种思想吗？
他对中国和世界的贡献有多大？培养学生是影响社会的一种做法，我很向往。”
“美国一些大学的院系在请我去做院长、系主任，在别人眼里，我在美国有
光明的前景，但我认为我在美国的前途不如在中国光明。为什么呢？这是我内心
的感觉，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发展得很稳定的国家，有没有我关系不大，如果我在
职位上或科学上做得更好，对这个国家进步的贡献也就是从100到100.1或101，
不过如此。但回国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国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改进，从科技体制和
基金评审到大学教学和科研水平，相对于美国一流大学还有相当差距，我觉得我
回来以后可以有更大的作为，这种成就感对我来说很重要。”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会告诉我的学生和所有人，回来后
的民族认同感非常强。很简单，在普林斯顿和清华做同样的事，我会觉得在清华
开心得多。现在，我每天早晨起来都很激动，觉得又是新的一天开始了。人在有
理想的时候，心情总是很愉快的，就觉得特别有劲。”
采访中，施一公畅所欲言：“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无论是
英国还是美国，世界一流大学都有两个共同特点：第一，有一支世界一流的教授
队伍，清华的本科生在入学时是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但还没有世界一流的教授
队伍；第二，除了世界一流的教授队伍，还一定要有适合于一流教授队伍工作、
学习和生活的软环境，我觉得国内大部分大学还没有，或者做得不够。没有这两
条，中国很难办成世界一流大学；而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中国不可能全方位成为
世界强国。”
“没有世界一流大学，或者不是世界一流大学，偶尔也会有世界一流的发现，
但对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不够的。中国作为一个泱泱大国，如果没有世界一流大
学，不可能全方位成为世界强国。任何一个国家领导人，本着对国家和民族的利
益出发，都会努力支持建设世界一流大学，这是大势所趋。”
他认为，国内大学和国外大学有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
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改革谈何容易？“我相信，改革的过程会很漫长，过程会有许多波折，一些
局部会出现一些问题，这是意料之中的。在这些局部，我希望意外少一些，少一
些假大空和忽悠人的东西。”
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颜宁是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博士，2007年回到清华。
她说：“这么多年过来，一公始终有一颗赤子之心。国外的人在回来时总是很担
心环境、气氛等问题，但像他这样的人回来了，我们确实有了一种信心。”
施一公更是充满希望和自信，现在的他不再有开出租车的想法了，“因为开
出租车不如作学术愉快。我对国家非常有信心，心底无私天地宽。这个国家在持
续变化，学术环境肯定会不断改善，可以达到一定水平，吸引世界上最好的人才
到中国工作，一定可以！”
施一公简介：
1967 年出生在河南郑州市。1985年，作为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和河南省赛
区的第一名，被保送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1989年，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
提前一年毕业，1990年赴美国留学；1995年，获得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
学院生物物理专业博士学位；1998年，任教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
2001年获该校终身教职，2003年被聘为正教授，是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历
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2007年3月，被授予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
在普林斯顿大学，他运用结构生物学、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手段，研究癌症
发生和细胞凋亡的分子机制。迄今为止，他在国际权威学术杂志发表学术论文百
余篇，其中作为通讯作者在《细胞》发表11篇、《自然》发表7篇、《科学》发
表3篇。这些工作系统地揭示了哺乳动物、果蝇和线虫中细胞凋亡通路的分子机
理，已有若干研究成果申请专利，用于治疗癌症的药物研发。
因在细胞凋亡和TGF-信号传导等领域的杰出工作，2003年他被国际蛋白质学
会授予鄂文西格青年科学家奖，是该奖项设立以来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华裔学者。
2005年，当选华人生物学家协会会长。
(XYS20080506)
◇◇新语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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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说得真好，我看有些人该好好看看这个，科研的目的是育人，在培养学生科研能力的过程中培养学生永不放弃的精神，而不是某些人手中的利益工具，一切为了科研而科研，为了文章而科研，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科研，缺乏社会责任感！！！学生不过是这些人的廉价劳动力！！能够成为您学生的人真幸运！！！！
“科学家有两类：第一类是完全专心致力于学术，信仰学术，在学术上做得非常好、非常深；第二类是社会责任感更大一些。”期待中！！！
国外的行政是服务于学术的，教授发言权很大；但在国内，行政对学术的控制太多.
这种现象不改变，中国将与美国等一些强国的差距会更大！
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能不为五斗米折腰才能有更多的精力来做学问，试问，有多少啊？还不是一个一个的为生计发愁，怎么能做好学问？强烈呼吁提高科研界的待遇，如果提不起，就压缩规模，包括招生，科研人员，让真正喜欢科研的人做科研，让兴趣主导科研，而不是让科研成为他们谋生的手段。
